导语：2008年春，吉林延边人罗永浩被一干广州当地朋友带到大排档宵夜。罗坐定后，一年轻服务生问他：“靓仔，要什么？”罗惊问：“你这是在叫我么？！”
2008年春，吉林延边人罗永浩被一干广州当地朋友带到大排档宵夜，罗坐定后，一年轻服务生问他：“靓仔，要什么？”罗惊问：“你这是在叫我么？！”得到肯定回答后，罗整晚都在试图说服朋友们接受“你们南方人真JB虚伪，靓仔多TM肉麻”的观点，未遂。
“靓仔”罗永浩
很多南方人同样会遭遇罗永浩式的不适，只不过情形相反——北方洗浴中心多是东北人开设，顾客准备更衣入浴时，操东北口音的服务生多会亲切上前道：“哥，我来帮你拿”。南方顾客多半会被这声“哥”叫得浑身打战。因此罗永浩的南方朋友们认为，相比“靓仔”、“靓妹”，东北服务员叫顾客“哥”或“姐”才是虚伪、肉麻、乱套近乎。
不过，回溯二三十年前，罗永浩和他的南方朋友们在称谓上的分歧或许不大，那时南北方虽有方言差异，但对陌生人、熟人、朋友之间的称谓习惯是一致的——模拟亲缘关系的称谓是中国的普遍现象。即便在1949-1980年代，“同志”这一政治性称呼在全国普遍用于各个场合时，民间的熟人社会依然给拟亲属称谓留有一席之地。
受儒家等传统文化因素影响，汉族的宗族观念极为强烈，强调内外亲疏有别、长幼尊卑有序，有着世界上最丰富发达的亲戚关系称谓系统。相比英语用aunt和uncle两个词就可称呼一切父辈亲戚，汉语能清晰地表达父系与母系之分、宗亲与外亲之分、血亲与姻亲之分、直系与旁系之分。
汉族的血缘观念，也延伸到了非亲戚关系的熟人社会。除了必须以“先生”、“老爷”、“太太”、“小姐”呼之以体现尊卑有序的特殊情形外，地位相对平等的人，会在称呼中模拟亲戚关系。为显示亲近，血缘关系中最近的等级会被选用。譬如对男性长辈，我们会用爷爷或伯叔这样的父系称谓，而非外公或舅舅；同样地，女性长辈会被称为奶奶或伯母、大婶，而非母系称谓中的外婆或姨妈。
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日本、韩国，同样在日常交往中喜欢使用拟亲属称谓，韩国又远较日本强烈（韩语中亲戚称谓的复杂程度与中国难分高下，而日本的亲属称谓中不分父系、母系），甚至模拟亲戚关系犹嫌不足，还要加上复杂的敬语。同时，因为男权意识相对强烈，女性称呼男性时，则较少使用拟亲属称谓。
同志，老板
不过，拟亲属称谓习惯在1949年后被打破。革命化的“同志”一词扫荡了中国人称谓传统中的温情脉脉和礼制秩序。
之前被称为“老爷”或“先生”的那些人，在新社会却多半没有资格获得“同志”待遇。除非是民主人士，否则“先生”一词多半不是好称呼——一旦被用毛泽东式的嘲讽语气重新称为“先生”，多半意味着此人前途不妙。
“同志”大幅简化了中国人称谓的复杂性，长辈是“老同志”，晚辈则是“小同志”。革命化的称谓在监狱内略显尬尴，犯人没有资格称管理者为“同志”，因为他们是政府的象征，以“政府”称之恰如其分。比较难的是犯人之间的称呼，互称“同志”等于罪加一等，于是，“同犯”这个词流行起来。
当然，革命并不完全排斥中国人的拟亲属称谓的习惯，只不过，这种称谓方式同样要服务于革命——将国家机器与人民的关系模拟为亲戚关系。譬如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所以对青少年来说，解放军后面是必加“叔叔”二字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警察。虽然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工农联盟还是长幼有序，教科书谈到农民，一定是贫下中农X大伯，而工人则是叔叔。
文革后期，国民普遍对政治运动疲惫厌倦，称谓上的政治色彩悄悄淡化，更具温情和敬意的“师傅”一词，由蓝领工人阶层逐渐在城市中蔓延，一直延续到今天。
至于“同志”一词，今天党政军、公检法这些国家机器仍是其自留地。但“同志”也不免被温情化，高级官员互称或背称时，姓名是三个字的，会去掉姓氏以显示团结亲切。也有人喜欢以同样方式忽悠某个南方土豪，就像以前的官宦子弟在以“老爷子”称呼自己父亲的非亲生兄弟，假装自己与高官亲近。
在南方不少地区，“同志”甚至已经一席不保，党政官员开始喜欢被下属称为“老板”，各级党报以《“老板”称谓与领导作风》为题敲打这种风气，收效却不明显。“老板”也在高校内流行，一些研究生用其称呼自己的导师。而在东北城市，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顾客体貌特征及与同伴关系，决定是否对其用“领导”称之。
大爷、靓仔
在“同志”的高压时代，民间尤其是农村，模拟亲属的称谓方式仍如野草，在“同志”退入国家机器大院后，更如春草般迅速复生。除去党政官员、商人、知识分子等人群开始有了专属称谓外，模拟亲属称谓现象也因城乡、阶层、地域乃至受教育程度而出现巨大分化。陈松岑在《北京城区两代人对上一辈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变化》中提到，工人比知识分子更喜欢用亲属称谓语。年轻一代，在传统的以“大爷”、“大妈”称呼长辈之外，又增加了几乎没有父系色彩的叔叔、阿姨；并且根据统计，前一组称谓更多用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居民、农民、小商贩，后一组称谓则会用于知识分子、工人、军人等。同为北京人，胡同里长大的年轻人在关系非常好时，称对方父母会用上“咱爸”“咱妈”，而大院、机关的北京年轻人，通常不会如此。同一城市，传统世代熟人社会和流动性较高社会在使用模拟亲属称谓时的差异现象，在中国各地程度不一的存在。整体而言，北方使用模拟亲属称谓的习惯强于南方。不过新疆是个例外，其日常称谓中模拟亲属的痕迹极淡，可能因为新疆的汉族社会系由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组成，他们一开始就被组合进等级序列严密的体制之中，“同志”文化来得特别强烈。兵团汉族过去称少数民族为“老乡”，这个称谓系革命军队对老百姓称呼的遗留物。今天，新疆汉人在广泛使用“师傅”一词时，依然为“同志”留有一席之地。天津、东北等传统熟人社会文化浓厚的地区，模拟亲属称谓的传统依然稳固。两个陌生的典型东北人，在火车上相遇半个小时后，对方的太太就成了嫂子，对方的父母则很容易变成咱爸咱妈——广东人很难接受这种迅速“同父同母”般的亲切。虽然潮汕人、客家人依然有着极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粤文化传统深厚的熟人社会还保留着强烈的拟亲属称谓色彩。但整体而言，在广州周边地区，称谓上的去亲戚化特征最强烈，靓仔、靓妹或帅哥、美女，成为对年龄跨度较大的陌生人的最广泛称呼。这些称谓系由香港舶来，它更像是英语文化的产物。即英国语言学家Leech总结的“称谓和日常交往的礼貌六原则”中，唯一在中国很难找到对应性的赞扬准则：对他人尽可能缩小批评，增强赞扬——这甚至会让中国人觉得虚伪。英国少数地区依然保有模拟亲属关系称谓的习惯，用aunt和uncle称呼非亲属成员，但更流行的是熟人使用Mr、Mrs 、Miss，陌生人使用Sir 和Madam。Sir 和Madam带有强烈的敬称色彩，其内在逻辑和原则是权力等级，而非中国式的辈份和血缘，譬如Sir与爵士的称谓有历史渊源。靓仔/帅哥、靓/美女是一组脱离了任何中国文化习俗的称谓——既非传统的模拟亲属，又非今日权钱崇拜文化中的“老板”。广东部分地区如今流行熟人相见一律以姓氏加“总”，这更符合以年轻人为主的高流动性社会的胃口，所以，它能一路北上，在长江流域部分地方广泛流行。——在高度使用拟亲属称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罗永浩听来，以无条件赞美为原则的称谓，听起来当然刺耳又虚伪。只不过，高度拟亲的人际环境，有时也会让罗永浩感到不适：在默默无名的潦倒青年时代，他曾经常去一家天津的东北餐馆吃饭，服务员见他每次只点蔬菜豆腐之类，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他俯身凑近翻来覆去看菜单的罗永浩，亲切地说：“哥，咱今天吃点啥好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