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以后，经过短暂的五代时期（907-960），后周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960-1127），经过十几年的征讨，重新统一，但疆域远不及汉唐。宋朝善于精耕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造就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朝代。手工业发达，大运河交通繁忙，商业比重提高，海外贸易兴隆。随之文人闲人增多，所以宋朝又是一个文化艺术昌盛的朝代，在诗词散文的烘托下，迷倒无数后人。
但同时又不可否认，宋朝是一个军事羸弱的朝代，弱宋的烙印挥之不去，给所有的辉煌蒙上厚重的阴霾。宋朝立国之初，北方由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国（916-1125）早已经营多年，不时南侵，对北宋形成威胁。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后，顺势北伐辽国失利。北宋疆界退至燕山以南的华北平原，结果基本无险可守。因疆域未能达到汉文化区传统的农耕分界线，而北宋又无法改变这种安全劣势，迫于无奈签订《澶渊之盟》，花钱买和平。从此北宋丧失天朝国威，与辽称兄道弟。
战略安全的先天不足引发连锁反应，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西夏（1038-1227），公开与宋对抗，切断西域的商业通道。宋与西夏多次交战，无力消灭，只能又是花钱买和平，不过陆上丝绸之路的失控反倒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源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兴起后，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对辽形成威胁。北宋看到机会，与金联手灭辽。但事与愿违，辽亡后，金顺势南下灭掉北宋。中国古代书画造诣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与儿子宋钦宗赵桓还在稀里糊涂之中就已经城破国亡被掳，后被贬为庶人，在金国的领土内颠沛流离。两位皇帝都坚守“即便不得好死也不如赖活着”的人生观，先后惨死异乡。
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1127-1279），后定都临安（杭州），疆域退至秦岭淮河一线，地位也再降一级，为保安宁，向金俯首称臣。丢失的国土更像是甩掉的包袱，“直把杭州作汴州”，结果南宋迟早作北宋。南宋偶尔做些无力的反扑，还曾与蒙古联手灭金，但总体收效甚微，静等着灭亡时刻的到来。同时也造就了岳飞、文天祥等一批民族英雄，满腔热血无力回天，供后人凭吊。
伟大的王朝一般难用固定的模式来衡量，但能否保家卫国，则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宋朝拥有被打断脊梁骨之后的繁荣，伴随着丧权辱国、称臣纳贡、割地赔款、生灵涂炭，皇帝被掳、逃亡、投降、跳海，惨不忍睹，无需细说。后世不论再为《杨家将》、《岳飞传》的故事如何拆旧翻新、多续子孙，把老弱妇孺都塑造成英勇的战将，也改变不了败局，艺术的夸张反而更衬托出军事的无能。
宋朝的政治地位很低，莫说汉唐，也不如明清，是中国历史中不配称为帝国的大王朝。从立国后不久后，就一衰到底，个别战役的胜利无法抵消战略上的失败。面对颓势，也有不少勇于变法的人站上潮头，但不论理想与实践，只要最终不能锻造出既能维护统一又能抵御外敌的军队，一切都是白费。到底是战是和（降），两派争论、争斗了三百年，至宋亡都没搞清楚。看上去宋朝的贪生怕死之徒多过尽忠报国之士，而把失败归于昏君和卖国贼是一种简单的处理方法。
宋朝积富积弱，经济繁荣与军事无能并存，而且贯穿始终，看似令人费解，其实相辅相成。不论辽、夏、北宋，还是金、夏、南宋，都像是三国鼎立的时空放大版，相互牵制，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取得全胜。希望重现汉驱匈奴、唐逐突厥的场景，对于宋朝来说是强人所难。相持的局面下，彼此半斤八两，辽夏金先后汉化，颓势不逊于宋。宋朝军事弱，能靠商业弥补一些劣势，另外有一个优势是开始地域大，家底丰厚，所以输得起、赔得起，疆域越来越小，寿命得以延续，反而最后灭亡。
宋朝不仅对外花钱买和平，对内也是如此。宋朝士兵总量巨大，兵种繁多，军费支出高企，但是养兵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强军，而是防止内乱，经常荒年募兵，把流民收入军中。所以两宋农民起义次数不少，但造成严重冲击的却没有，因为不能剿灭的最后都被招安了。率领这样的军队，有野心的将领也难有作为。而像岳飞那样在抗金战斗中扩充私人军队，有成为军阀趋势的异类是无法存活的。
重文轻武，文官节制武将，压制军队在国家权力中的分量，正是宋朝总结汉唐灭亡得出的经验，即使长期没有安全保障，也不做变更。宋朝与汉唐比较，很清楚的展现出一种矛盾，收权则外患，放权则内乱。宋朝在承受外患和避免内乱之间走钢丝，反正最后都是死，与其做无用功，空耗物力人力，不如先过一段安稳日子，吟风弄月肯定比戎马倥偬舒服一些。宋朝的选择表面上很丢人，实际上是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体现出一种无奈下的明智。明清对宋朝的军事制度有所借鉴，但弱宋的教训也警示后来者竭力避免。
别看宋朝如此软弱，经过现代人的整理，却拥有一个技术强国的光环，并且世界领先，这就让人费解了。先不说技术强国的论证过程有何缺陷，至少与军事失败有矛盾，因为常理是技术强国必然有过一段军事强国的光辉岁月。而宋朝在结束五代十国乱局后，就没有强过，终其一朝被打得磕头求饶、苟延残喘，看不到技术强国的风范。相比之下，汉唐的表现才符合技术强国的特征。
农业社会的生产技术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中国在农耕技术上长期有优势，宋朝并无飞跃。宋朝在手工业的某些方面如瓷器制造，有重大进步。但这些领先零碎松散，地域性极强，主要为商业服务。而技术只有为军事服务，才能高下立判，产生逐步改变社会的力量。先进技术的功效向军事领域传导延伸，实现连接，在任何时代都有必然性，对于大国尤其如此，因为战斗力强能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对于宋朝是技术强国的观点不必一一论证，或者为生产技术向军事技术转换遇到阻碍寻找各种借口。只能让人相信，宋朝是技术强国的现代阐述，是另一部经过文学演绎加工的评书。例如北宋仁宗年间由文臣编写了一部《武经总要》，内容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两部分，有很多实物图画，被尊为百科全书式的军事著作。可惜此书近似杂耍卖艺，中看不中用。书中所载武器设备的功效如能发挥后人想象的十之一二，宋朝即使不能逞强，也不至于当受气包。
认为宋朝是技术强国的错觉首先来自横向对比。因为同期欧洲和西亚乱象丛生，宋朝尽管一败再败，却能保持经济繁荣，着实幸福很多。但是经济繁荣不等于国力强盛，也不意味着全面的技术领先，因为繁荣与技术强大没有必然联系。只要资源与人口匹配，少战事，偏安一隅，都能享受一段繁荣期。宋朝不过是一隅有些大，繁荣期有些长而已。就像最后一只待宰的肥羊，会有一段优哉游哉的好时光，只是结局早已注定。宋朝的商业水平在中国历史中确实浓墨重彩、可圈可点，但在抑商的大环境下，与欧洲和伊斯兰世界相比，水平并不高，连广泛流通的贵金属货币都没有产生，更别说形成以商人为核心的重要军事、政治势力。如果再细究一下，欧洲十字军时代的混乱其实是崛起前的冲动寻觅，而宋朝的繁荣则是覆灭前的放纵迷惘。
更大的错觉来自丰富的书籍，这要归功于一项令人骄傲的技术成就，发明于隋唐、成熟于两宋的雕版印刷术。书籍大量印刷出版，图文并茂，其中不乏生产技术的内容。宋人没有详述前后传承，只管记录，加之文采飞扬，确实迷人。但只依靠书籍就把功绩都归于宋朝，未免有失公允。另外，经济繁荣之下，很多人会有很多奇思妙想并付诸实践。宋人先记录再说，不管是否成熟或能推广应用。夸大的文字描述与真实的技术功效之间，经常在有意无意中充满了欺骗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术。而在考古发现中，宋朝嵌在汉唐与元明的中间，综合技术发展保持一贯性和正常积累，不存在奇峰突起。如果进行量化比较，没有什么实质性突破。
有观点认为宋朝市民阶层活跃，官学私学兴起，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在人文精神方面堪比文艺复兴。一连串的窝囊废皇帝确实缺少权威，官民发声也是好事，但宋朝搞来搞去的人文精神，结果居然是推崇圣人训的程朱理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酸腐的呓语被当做时代的强音，哪里有文艺复兴中质疑上帝说的影子？
宋朝只是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一环，自身的特色并不具有被后人赋予的现代性，其社会演变更不支持是技术强国的判断，反而由于军事软弱，政治保守，致使汉文化的影响力呈现萎缩之势。当后人习惯于将落后归罪于明清时，造衅开端实际是两宋。
辽宋夏金厮杀相持之际，更北方的蒙古草原崛起了一只新生力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162-1227），没有文采，不懂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在阵阵罡风吹袭下，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落。其后蒙古铁骑凭借高效的军事能力，呈辐射状向外迸发，经祖孙三代，横扫俄罗斯、中亚、西亚，灭西夏金宋。最终在西面受阻于喀尔巴阡山、小亚细亚和埃及一线，在南面受阻于湿热的印度和中南半岛，东临太平洋，北至极寒之地，建立了世界史上地域最广阔的蒙古帝国。但是因为疆域太大，不久很快解体。
蒙古帝国扩张迅速，过程非常惨烈，屠城是常用的手段。对手如果不能有效抵抗，投降是唯一的办法。成吉思汗的儿子和孙子不需要任何艺术的烘托，是历史中权势最大的一群儿子和孙子，掌管着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和元帝国。一群军事强人，接下来必然是你争我斗，最终的结果或解体、或被吞并、或与当地融合。
蒙古帝国维持的时间很短，它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除了那张大大的地图，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遗产，重新打穿东西通道是最大的贡献。在此期间，一些汉人工匠随军远行，一路施展各种才艺，火药、雕版印刷也被传至西亚。其中最有趣的插曲是全真教道士丘处机，从山东被召至兴都库什山附近觐见成吉思汗，讲授长生成仙之法。道教很难得出了一次远门，留下一本记述沿途风貌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有来有往，伊斯兰的大批商人来到中国，阿拉伯的回回炮、医学随之传入。而最传奇的故事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疑似来到中国，回到欧洲后，留下一本游记。
蒙古帝国对世界的主要影响是西征，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南下。拆散夏金联盟，消灭西夏，联手南宋，消灭金朝。忽必烈（1215-1294）是成吉思汗之孙，继位蒙古大汗后，于1271年建立元朝，随后势如破竹，灭亡南宋。中国的汉文化区第一次迎来了真正意义的外族统治者。新领导带来了新气象，汉人受到排挤，汉文化也受到压制。后人述史经常耿耿于怀，对于元朝的统治充满了不满和不屑。不过可能正因为缺少汉文化的约束，元朝的很多作为反而有些国际风范，熟读圣贤书的人难以领略。
元朝没能像法兰克王国扭转欧洲进程那样扭转中国的进程，其新拓展的疆域与汉文化不能相容。蒙古人和汉人的交流也不成功，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又退回蒙古高原，成为固守漠北的最后一支民族。西北的钦察汗国分裂成诸多小汗国，后来有些与俄罗斯民族融合，有些则退守中亚。蒙古人数量少，西征过程多拉拢借用突厥人，以致后来留在西亚、中亚的蒙古人慢慢被伊斯兰化、突厥化。曾经出现的帖木儿王朝（1370-1507）是中亚地区最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其创始人帖木儿大汗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即使所言不虚，也是已经被突厥化的蒙古后裔。帖木儿帝国解体后，中亚政治版图的演化开始向现代靠拢。
蒙古帝国耗尽了漠北的能量，一片神奇的土地归于平淡，各种军事优势渐渐不复存在，很难再向外迸发激情与血腥。蒙古帝国来去匆匆，与亚历山大帝国何其相似。它们一为西征，一为东征，都想将已知的世界划归统一的版图，都成功了大约三分之二。亚历山大、成吉思汗两位强人的伟业是最顶级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是都无法持久。
辽宋金元更替时期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变化。唐朝后期，关中平原因千年持续开发，植被破坏及水土流失严重，已无地利可言。唐末，长安、洛阳毁于战火，五代中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均定都于华北平原的汴梁，随后北宋也顺势定都汴梁，完成了政治中心的一次东移。但是汴梁地理条件较差，地势过低，靠近黄河和大运河的便利不能抵消水患连连，最终在辽金的持续冲击下被放弃。同期，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生产优势进一步得到展现，南宋都城杭州就是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不过因离腹地过远，不适合成为政治中心，在明初被更有历史渊源的南京取代。在这一轮寻找政治中心的过程中，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南麓的北京，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却悄悄登场了。
北京的历史一般从商周时期的蓟国和燕国算起，用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给北京增寿的做法，没有什么意义。秦汉以后，北京所在的地区作为汉文化的边缘地带，长期处于戍边防御状态。地区的行政中心基本围绕着海河水系的河流来回迁移。北京因有永定河之利，也位列其中。
契丹族兴起后，游牧民族因经常迁徙，所以设有多个都城。辽于938年定北京为陪都，称南京，北京开始摆脱边陲重镇的角色定位。金灭辽后，于1154年在北京正式建立都城，称中都。元灭金后，于1272年定都北京，称元大都。从此，北京又从区域政治中心跃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维持至今。期间三度受到南京的挑战，分别是明初、太平天国和民国时期。
与长安、洛阳、汴梁、南京等都城，先经后政的发展路径不同，北京如果不是后来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地位无从谈起。脆弱的经济基础本是政治中心的硬伤，很多都城都因经济衰落被废弃。而北京能反向运行，一旦出世，就迫使其他竞争者“王气黯然收”，并且在多年的转换和拉锯中保持优势，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是如果仔细体会，却又最符合中国特色。因为在大一统的要求下，只有选择北京才是长安的正宗延续，也是汉文化为摆脱弱宋困局所做的努力。
（作者：丁不二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