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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栗子:大规模集会如何统计人数?

日报 举个栗子 2年前 (2017-11-16) 275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举个栗子:大规模集会如何统计人数?

3 月 30 日,台湾爆发反服贸抗议游行。下午 1 点,游行民众在凯达格兰大道集结。晚间 7 点 40 分左右,学生代表林飞帆宣布凯道活动告一段落,但强调占领“立法院”行动不会停止。

对于前往凯道参加反服贸游行的人数,各方说法大相径庭。截至当天下午 2 点 06 分,台湾警方估计人数已突破 21 万人,学生团体则估计高达 35 万人,而台湾“警政署”公布的统计数字则为 8.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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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组织者对集会人数各执一词的情况并不鲜见,它几乎每年都要在香港发生两次。比如在 2011 年的一次集会中,组织者对媒体宣布参加集会的人数为 15 万,而警方公布的数字则是 7.7 万——几乎是组织者公布的一半。

集会人数意味着事件的重要性、民众的关注程度及其所展示的能量。这对组织者和政府来说,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各方所公布的数字也因此总是天差地别。然而,事实的价值不在于服务政治。长期以来,为了获取可靠的集会人数,学者和记者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1960 年代,美国深陷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不可自拔,国内反战集会此起彼伏,而校园则是“重灾区”。集会人数较为可靠的计算法首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诞生。

计算集会人数的冲动或许来自新闻学教授哈伯特·雅各布斯无意中的一瞥——从他的办公室窗外望去,底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学生们正在校园内发动反战集会。棋盘格的水泥地为统计创造了便利:雅各布斯挑选了几个方格,数出方格中的人数,然后计算出样本方格中的平均人数,再用这个数字乘以总方格数,就得到了集会总人数的近似值。

经过计算,雅各布斯将“松散人群”的密度划定在 10 平方英尺/人(1 平方英尺=0.09 平方米),“密集人群”的密度在 4.5 平方英尺/人。

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墨尔本大学研究者雷·华生和香港大学研究者保罗·叶认为在前文提到的那次香港集会中,组织者公布的数字 15 万是不现实的——要在 4.2 万平方米的面积上容纳 15 万人,则意味着人群密度会在 2.7 平方英尺/人。在两位研究者来看,那堪称“狂舞密度”。

如今,人们虽然已经可以动用卫星等工具来统计集会人数,但是雅各布斯的方法依然占据指导地位。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利用 GeoEye-1 军用卫星统计 2009 年参加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数(统计结论是 80 万),而纽约警方则用限制人群的围栏数,乘以每个围栏对应的平均人数,来估算集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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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简单的密度乘以面积的方法也有弊端——在集会场所中,人群密度并非均质、稳定,这就意味着,为了得到更精准的数据,人们需要采用更复杂的办法。

2010 年,著名媒体人格兰·贝克(Glenn Beck)在林肯纪念碑发动集会游行,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佣了 DDIS(DigitalDesign and Imaging Service )公司来计算集会人数。DDIS 所用的多密度计算法,就是对雅各布斯计算方法的一次升级。

为了预测参与者人数,DDIS 首先测量了集会地点,绘制出标志了人群可能聚集点的地图,并与之前类似事件发生时这些地点的图片互相参照。DDIS 要找到人群聚集的预期地点:冬天,会寻找避风口;夏天,则留意阴凉处。人群面向舞台、超大电视屏幕,而背对着高音喇叭。

事先的测算帮助 DDIS 选定具体的观测地点,之后,他们在集会场所的高地上升起带绳子的气球。气球带着一组远程控制摄像机升入空中,短时间内,就可在 200 英尺、400 英尺和 800 英尺的不同高度抓取 360°的人群影像。不同高度的机位可以拍摄到树下或其他较隐蔽地点的人群。

随即,DDIS 将合成的影像覆盖在 3D 模型上,开始检查人数。他们的团队用网格标出各区域的密度,接着,用区域面积乘以相应的密度,最终加总,得出集会的总人数约为 8.7 万,并将统计结论的误差空间设定为 10%。

不过,即便有如此高科技水平的统计方法,各方报出的集会人数还是相去甚远——参议员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Bachmann)集会当天在舞台上宣布总人数一百万,NBC 报道的数字是 30 万,而格兰·贝克自己估测的数字则在 30 万到 65 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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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片来计算游行人数是个不错的方法——如果人们总是保持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是,当游行人群在不断移动时,统计者走到游行队伍之中就会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是相关课题最新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为了测量行进中的人群,统计者最常用的方法是在人群中设置一个或者两个数据采集点。

在第一个方法中,研究人员在游行、示威人群的中心位置设置观测点,记录给定时间内通过的人数。但这也有不足之处:一些人会在遇到研究人员前就离开了,或者躲避了研究人员,还有人会在通过这一点之后很快离开队伍。这使得进一步用电话采访来了解参与者的游行时间变得必要,但数据仍不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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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个更快速,更准确的计算方式,是在队伍中分别开设两个计算点。两个点的研究者分别记录通过的人数,并随机提问参与者是否通过或预计通过另一个观测点。同时,研究人员也发现,若设置观测点超过了两个,则无助于提高准确性,只会增加经费。

香港学者苏钥机和钟庭耀在估算 2003 年香港的一次集会人数时,就用了两点计算法。他们在游行的主路线轩尼诗道上,选择了近波斯富街及柯布连道的两座行人天桥,在天桥上架设摄录机,抽样拍摄游行过程——每小时抽录四分钟后,马上把录影带运送到一个设有放映器材的地方,用定格在电视大屏幕上点算人数。

基于技术考虑,研究组只用了柯布连道天桥底的数据,推算游行人数,得出的数字是 264000 人。七月初,研究组通过电话抽样调查,发现游行者中有 57%曾于轩尼诗道经过湾仔修顿球场对开马路,75.4%于黄昏六时正在街上聚集。

于是,再将经过计算点的人数,除以经过天桥计算点人数的百份比之后,研究组推算出游行者总数为 462000 人。电话调查本身的误差率(正负 4.5%)也被考虑进来,则整体游行人数的上、下限分别为 429000 人和 502000 人。

至于这两个数字到底哪个更可信?这基本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

使用简单的计算方法,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人数统计。不过,若要做得精确,独立的学术界或许比较合适。而如果多个团体都同时进行独立和科学的人数统计,就可互相比较印证,会令彼此的推算变得更加谨慎,数字也更趋近真实。

当然,香港、台湾、美国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游行还都是小儿科。历史上,中国官方组织的游行不仅规模巨大,且阵型整齐,密度均匀。相比之下,朝鲜的游行经验也不逊色:每年 6 月 25 日,都是朝鲜的“反美斗争日”,游行人数常年保持在十万级别。2005 年 05 月 17 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亲自引领 120 万(超过首都哈瓦那人口总数,占全岛的 1/10)古巴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反美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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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游行的总人数,新闻界当天就会快速通报。而令学者们寒心的是,他们苦心研究的人数统计模型在此毫无用武之地——因为要按人头发放补贴,数字通常相当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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