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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栗子:“厕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日报 举个栗子 2年前 (2017-11-17) 233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举个栗子:“厕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让孩子在香港当街小便的大陆夫妇或许没想过,150 年前,英帝国主义政府曾针对香港华人下令,禁止随地便溺。不过,当时港人并无今天的卫生习惯,“屙屎巷”遍布华人区。

1881 年,英国工程师奥斯瓦尔德·查德威克在对太平山等华人居住地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在香港,通行的粪便处理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运粪桶,掏粪工用手处理粪便,没有消毒,没有除臭”。而此时,香港的欧洲人住宅区已配备了冲水厕所和下水系统。

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拥挤的住宅,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 年,太平山区域爆发黑死病,3000 人因此死亡。港政府废弃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将华人迁入卜花公园修建新的街区,并在此处修建了香港第一个现代公共厕所和浴室。

不过,当欧洲人掩鼻走过香港街头时,也许忘记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卫生条件,也不过才实施几十年。19 世纪前,巴黎从窗户直接泼出粪便的现象久治不绝,架在泰晤士河堤的厕所让低处行人和船只饱受“天女散花”之苦。

举个栗子:“厕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昙花一现的文明

人类最早的厕所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个相当简单的设施:地面上的一个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动的罐子。相对野外随地解决,这种简易设施完成了一个飞跃:将排泄物置于可操作的范围,改善了定居点的环境。

更复杂的设备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克里特岛出现。克诺索斯宫殿里,米诺斯文明留下了古代的冲水坐式厕所——将木制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担水倒入沟渠,冲走秽物。这种设备产生了厕所思路的第二次飞跃:通过水,而不是人工,来运走排泄物。不过,这种设施在当时相当昂贵,仅仅是王室能够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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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比米诺斯的宫殿更进了一步。厕所建在剧院或者会场附近,通常座位在十个以上。与我们现在重视隐私等观念不同,罗马厕所是社交的场所,它没有隔间,不分男女,市民们在座位上相互交谈,策划活动,完事儿后用一端裹着海绵的木棍沾着一条小水渠的水清洗私处。当然,对于友好而爱好交往的罗马人民,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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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水渠耗费巨大,只有公共场所和达官显要才能接通。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然后再倒出。这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是类似的。

罗马人创新的公厕传统被北方日耳曼蛮族入侵打断。蛮族没有领会沟渠的作用,厕所再次变得粗糙。但是他们提供了关于厕所的一些新点子,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幅画显示,海盗如厕后用一片苔藓擦拭臀部。而其后发展起来的修道院中,僧侣们选用粗布毛料。

中世纪时,人们在城墙突出处搭建厕所,供公共使用,粪便从高处坠落下去,再有耙粪工在夜间运走。城内的排水沟为明沟,设计上有问题,垃圾秽物常将其堵塞,污水四溢。人们虽然没学会罗马人的供水技术,却沿袭了他们的恶习:从窗口倾倒夜壶。17 世纪时,凡尔赛市长颁布了一项严肃的法令:

“禁止所有人将人体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

【东亚式的绿色文明

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由于粪便被视为恢复土地肥力的重要来源,东亚地区的厕所文明是绿色环保的,从未出现过西式水冲厕所这种浪费的发明。

人的粪便除了用于土地,还曾做为猪的食物。中国古代曾将厕所建在猪圈之上。这种绿色环保观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里亦有体现。汉初,皇室厕所下的粪坑依然是与猪圈连在一起的,汉景帝刘启(前 188 年-前 141 年)陪爱妃贾姬如厕时,野猪居然冲进厕所惊动御驾。而悲剧的是公元前 581 年,病重的晋景公姬獳如厕,不慎失足掉进粪坑,淹死后才被手下发现。

到了汉末,帝王失足粪坑里的不幸就不再会出现。帝王们多用封闭的马桶,其形制和礼仪不断登峰造极,帝王权贵如厕,要更衣、焚香,旁边要有多人陪侍。马桶底下多铺设香木制成的炭灰,为除臭、无声穷尽了想象力。史料中偶尔出现的蹲坑式厕所,往往是用来描述其极尽奢华的,譬如下铺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

中国历史上马桶最讲究的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919 年―965)。他的便盆是镶有七彩宝石的黄金制成,宋太祖赵匡胤缴获孟昶的战利品后,曾感概这种皇帝如何不亡国。

清末,西方的冲水马桶传入中国,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华洋杂处的上海富商。袁世凯称帝后,对西式马桶相当不感冒,认为有气味,还是觉得中国式木桶更享受。

古代中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有专门收集粪溺的人力车或牛车,定时沿着街巷挨家挨户转一圈,接过妇人们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质便器后,将之转运郊外,再转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

早在北宋时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现了公共厕所,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几百年后才在欧洲出现。这类公共厕所很多是收费的,为招徕顾客,有些甚至会在墙壁上张贴字画。粪肥的收入加上厕所门票,使得投资建厕所是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似。18 世纪中期,大阪已产生了粪便的产权,出租,转卖等权利。住在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

在工业革命前,东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因为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的缘故,虽没有下水系统,但大城市依然能管好旱厕,在欧洲易通过粪便大规模传播的疾病,很少在东亚的大城市出现。

不过,到了清代,在缺水且人口规模巨大的北京等城市,粪便问题开始变成灾难。由于厕所皆收费,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都习惯了随地便溺。官方虽有整风运动,但北京事实上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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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家家户户都有简易的茅房。对田产较多的家庭来说,自家的粪便甚至不够用,所以专以拾粪为业的人,只能收集狗粪、牛粪。东亚精耕细作社会,粪便很难带来大面积的环境灾难。毛泽东的“千村霹雳人遗矢”,从来不是东亚的常态。

【把全城的厕所连起来】

欧洲城市规模长期不大的局面被工业革命打破,大批人口涌进城市,人畜粪便开始成为环境灾难。拥挤与肮脏为疾病传播提供了土壤。

这个时期,抽水马桶出现了。和米诺斯宫殿的冲水设施一样,抽水马桶最初也是贵族玩物。

16 世纪末期,英格兰的约翰·哈灵顿爵士制造了两个抽水马桶,一个给自己,一个送给了伊丽莎白女王。他的设计由水箱放水清空便池,但没有水阀,没有阻隔下水气味的设计,没有配套的管线。当时的贵族更喜欢封闭式马桶——将夜壶置于木盒内,盖上盖子。法王路易十四就喜欢坐在豪华的封闭马桶上,接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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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 年,第一项现代意义的抽水马桶专利才由亚历山大·卡明斯发明。经过其后杰宁斯,克拉普尔,杜爱福等人的不断改进,抽水马桶变得方便而便宜。这时,经历了黑死病,霍乱等疾病的伦敦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地下管道不断拓展,抽水马桶替代了脏臭的便壶,粪坑,走入平常市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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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人们用更新的技术将脏物清出室内,却不加处理全部排到了泰晤士河中,同时,而泰晤士河依然是市民饮用水源,这给霍乱病菌跨区域“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机会,反而促进了疫病流行。

直到 19 世纪后期,欧洲的流行病学发展起来,人们才意识到病菌与饮用水之间的联系。英国人开始将排污管线加以处理,布置在饮用水管线下游,抽水马桶被这些看不见的管线连接起来。

正是有了城市一体化的排污系统工程,才使得抽水马桶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象征。

1870 年后,抽水马桶迅速在美国流行起来。之后的一个世纪,随着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全球的强势地位,抽水马桶与下水系统作为现代公共卫生的标准设施,扩展到全球的城市中,而东亚农耕式的“自然肥”处理法也因为化肥的出现、农业的变革而萎缩,最终统一于欧洲的卫生习惯中。

解决粪便问题的现代公共系统肇始于欧洲,牲畜数量也是一个特殊原因。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很少有牛马等大型牲畜,而在欧洲,牛马的粪便才是土地施肥的主角。

由于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马匹,它对欧洲城市造成的粪便压力远远大于人口规模相当的东亚城市。十九世纪末的纽约,大约有 20 万匹马,它们每年排泄的粪便数量高达 40 万吨。

【到哪里找厕所】

中国城市四处便溺的现象在 1949 年后得到极大改观。它或许得自中共领导人注重卫生的习惯。延安时代,毛泽东外出散步时,卫士李银桥会扛着铁锹走在身后。但中国解决之道与众不同,采取的是公共厕所和全民拾粪相结合。从官方宣传看,后者似乎曾起过更大作用。

1949 年后,拾粪长期被拔到难以想象的高度。1959 年 10 月,刘少奇不但称掏粪工时传祥和他同为“人民勤务员”,还把 13 岁的女儿送到时传祥的队伍体验生活,北京副市长万里更亲自背粪。

在上海,1952 年前,市区的环卫工人推着木轮粪车,幺喝着到里弄收倒马桶。1958 年开始,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积肥活动,支援农业生产。环卫专业队伍为收集流失肥料(即倒入阴沟内的人粪尿),避免新的污染,动员居民的痰盂粪尿上车,或在小便池旁建造蓄尿池和小倒粪口,让居民倒痰盂粪尿。1960 年,上海市静安区环卫部门在梅家桥建造一座综合厕所,既可大小便,也可让居民倒马桶。

就在这一时期,雷锋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拾粪奇迹,在抚顺、营口每天拾粪 300 斤。1970 年代末以前,大部分中小城市的学生,每年寒假都有拾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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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中国流动人口被抑制,加之全民狂热的拾粪热情。城市的公共厕所并不多,它主要集中在有围墙的单位。中国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厕所,单位的公厕成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化的标准配置。

除了办公区和居住区很容易找到厕所外,单位内部招待所附近也必有厕所。在 1970 年代,有些小城镇的单位招待所门前,甚至会有一口大缸,供晚上不愿打着电筒找厕所的住客小便之用。

当时的中国城市,虽然沿着街道很难看到厕所,但在城市陌生地段找厕所却有诀窍:先找到附近最近的单位大门,再找办公楼或招待所,厕所必在附近。

只有在体育场馆、广场等经常出现大型集会的场所附近才容易找到公共厕所。但在特殊时期并不敷用。北京在举行各种庆祝集会时,长安街和天安门附近可以魔术般长出很多临时厕所——有些人行道下面是为此考虑而特制的沟槽,在上面很容易搭建不起眼的临时厕所。必要时,临时厕所可多达 123 座以上。

举个栗子:“厕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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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前,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厕所依然是旱厕,虽然它们早已不再承担集中农田肥料的功能。1980 年代末,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突然改善,厕所开始进入家庭,它导致单位在扩建居民楼时,大量拆除了公共厕所。

残存的公共厕所这时开始才普遍改为水冲式。其典型设计,是一条可人力控制冲水或自动定时放水的水槽替代了粪坑。到了 1990 年代,它才开始被蹲式马桶替代。

在城市公共厕所大幅减少的同时,流动人口却剧烈增长,公共厕所短缺成为频繁出现的公共议题。于是第一批收费公共厕所应运而生。不过,在大都市人群密集的地段,依然难以看到它们的踪影。

1995 年 1 月,《中国青年报》曾在《北京最后的粪桶》中介绍过北京掏粪工。几年后,北京公布兴建公厕计划,天文数字的造价曾引起外地广泛愤懑。初次从小地方来北京的人,亲眼见到的“厕所文明”,与如何找厕所一样,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经验。

举个栗子:“厕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厕所文明”的落差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德曾对比过她工作过的东京与纽约的“厕所文明”:日本写字楼中的公共厕所干净整洁且对所有人开放,而在纽约,很多写字楼的公共厕所位置是被人租下来上锁的。

她的解释是,日本是个高度均质化的单一民族社会,人们有高度相似的行为习惯,无须担心有人不懂规矩破坏卫生,而纽约则是个习惯差异极大的多元社会,讲究卫生的人,永远要面对不懂规矩的陌生人。

纽约的“厕所文明”落差,自然远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大都市有些公共厕所已进化到有免费手纸、擦手纸、烘干机,而多数中国人依然需要提醒“便后冲水”。中国社会的“厕所文明”落差之大,也许只有多数国民尚未养成进厕所习惯的印度略胜一筹。

硬件上,香港也许是今天世界“厕所文明”的最高级。

列宁曾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样畅想过:“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黄金厕所没有在莫斯科、平壤或北京出现,而是 2001 年在香港诞生,出资建造者林世荣特意在黄金厕所摆放了一套《列宁全集》。

举个栗子:“厕所文明”的落差有多大?

在开放“港澳自由行”之后,每天从内地汹涌而来的人流进入拥有黄金厕所的香港,将香港境内“厕所文明”的落差,迅速放大到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的程度——就像东京的“厕所文明”瞬间降到了纽约。

大陆客让小孩当街便溺事件后不久,有人用 google 地图证明,在便溺现场,500 米内其实有很多个厕所,并不需要排队。但是,对大多数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在旺角西洋菜南街找到 500 米内的其他厕所,并不比找到直线距离只有 2200 米的那家黄金厕所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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