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患有妄想，它被称为精神错乱。当许多人患有妄想，就成了所谓的宗教——Robert M. Pirsig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作者
招远“全能神”事件让所有在当代文明社会庇护下的旁观者感到强烈的震惊和不解。在媒体披露的访谈中，凶手摆出一幅殉道者的姿态并重申其对“信仰”的执着。这种既镇定自若又疯狂至极的状态，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是陌生和不可思议的；但在千年文明史上，这种疯狂司空见惯——从献祭活人、猎杀巫女到种族清洗、政治迫害——人类经常性地陷入群体失智状态。这种状态的核心是对妄想的偏执，或者说是不需证据支持，甚至是排斥证据的强烈信念。比如《圣经》希伯来书就有这样一句自豪的信仰宣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言下之意是真正的信心不需要眼见为实，信心本身就是确据。人类这种在理性之外“凭空”建立信心的能力和习性，是一切宗教得以存在的根源。从这一点上说，“邪教”（比如全能神）、“新兴宗教”（比如山达基和摩门教）与“传统宗教”没有任何分别。三者在某个法律制度下的合法性差异，仅仅粗略地取决于它们对当地社会的危害程度和当地现有文化的开放程度。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不断指出的，即便是三大传统宗教，也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揭露对人类文明做出的破坏和威胁。
把信仰当作事实是宗教徒行为的出发点。但本文希望重提一个浅显的道理，即一个信念是否靠谱，要取决于这个信念的来源，而绝非信念本身的强弱。科学的本质是不断以证据和理智挑战信念的既有来源，而宗教的本质是通过限制证据和镇压理智来捍卫信念。可惜的是，对信念而言，证据和理智非但不必要，也未必受欢迎。以下用三个实验室中被证实的心理现象，来说明一个个独立于理性的荒谬信念是如何欺骗健康人的大脑，并指导其行为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经典地展现了“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过程（错误信念的形成）。
“信念固着”研究的是信念如何独立于证据生长，并担当它自己的捍卫者和代言人（错误信念的固着）。
“群体癔症”展示了基于幻觉和妄想的信念在人群中快速传播的一种形式（错误信念的传播）。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1974年2月4日，派翠西亚·坎贝尔·赫斯特（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在加州柏克莱被美国激进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该组织要求赫斯特家族发放4亿美元救济物资给加州的贫民，否则就要杀害派翠西亚。赫斯特家族发放了部份物资，但共生解放军并未释放派翠西亚。1974年4月3日，派翠西亚发表声明宣布加入共生解放军，并改名为“塔尼亚”；4月15日她参与了共生解放军在旧金山的一宗银行抢劫案，被联邦调查局发令通缉；1975年9月派翠西亚被捕；1976年3月20日因参与银行抢案被判刑7年；但后来被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特赦。派翠西亚·坎贝尔·赫斯特在1982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我当时只是通过重复他们的陈词滥调和各种口号，在表面上顺应他们（指绑匪），而不是自己真的去相信这些话……但是在我试图说服他们的同时，我也说服了我自己。”（Patricia Campbell Hearst, Every Secret Thing, 1982）
由此可见，人类的头脑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即把信念与言语自动协调一致。一旦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比如被强迫，或是类似受贿这样的利益动机），那么头脑便倾向于把我们的发言归因于自己的真实想法。似乎我们的头脑缺乏足够的能量来长久维持言语和真实思想之间的界限。上文案例中的赫斯特，虽然起初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是被迫的权宜之计，但是她的头脑渐渐地无法再支持这种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区隔，仿佛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分隔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势能”，而最终这种势能击败了理智，使得思维跌落到语言身上，两者融为一体。纵使对所讲出来的话语持有强烈的内心反抗，这种反抗也能被时间的流逝和谎言的重复逐渐消磨。对一个心中毫无反抗的宗教徒来说，这种语言的重复将更快导致信念的形成和加固。更何况，实际情况是，许多虔诚信徒主动“敞开心扉”，有计划地操练，对宗教信条进行反复地祷告、背诵、宣告、传讲。在强烈的信徒团体文化作用下，鼓励信徒自己起来发言似乎是一种极有效率的信念灌输方式。
【二、信念固着：信念如何充当自己的捍卫者】
Ross和Anderson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他们先给被试灌输了一条错误的信息，然后试图让这些被试去否认它。他们的试验结果表明，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每一个实验首先都给被试灌输了一种信念：或者直接宣称（相当于“圣经无误”）或者出示一些轶事式的证据（相当于“神迹见证”）；然后要求被试解释为什么该结论是正确的。最后，研究者会告诉被试真相，并期望他们彻底否定最初的结论。结果只有25%的人接受了新结论，大部分人仍然坚持对他们已经接受的结论的解释。这种现象被称作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它证明了信念可以独立存在，并且当其支持证据被否定时仍会继续存在。例如，安德森等人首先要求被试分析两个具体的事例，然后询问他们“喜欢冒险的人会是合格还是不合格的消防队员？”其中一组被试认为，喜欢冒险的人会是一个成功的消防队员，而谨慎的人不适合做消防队员；另一组被试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然后，实验者要求他们写下自己这样认为的理由——例如，有冒险倾向的人比较勇敢，而谨慎的人太过小心等等。当形成一种解释后，它会独立于最初推论出它的信息而存在。即使那最初的信息被证明是虚假与错误的，被试们仍然会坚持他们自己归纳出的解释，坚信有冒险精神的人确实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或是糟糕的消防队员。
这些实验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我们越是极力想证明我们的理论和解释是正确的，我们就对挑战自己信念的信息越封闭。一旦我们确信一个被指控的人犯了罪、一个令人讨厌的陌生人的确会表现出那样的行为，或者某一股票的市值一定会有所上升，那我们的解释即使遇到了相反的证据，也仍会保持不变，我们成了自己思维方式的囚徒。因此，一些毫无依据而荒诞不经的观念才有可能在神智清醒的人的脑中扎根。
这些试验也表明信念固着的一个促进因素，即个人解释。一旦某个错误信念经过个人解释后，无论这种解释本身正确与否，都会促使解释者坚持这个信念。宗教活动中常见类似的现象，即鼓励和要求信徒主动对教条进行论证和说明，在基督教中常被称作“传讲”、“布道”或是“为神说话”等等。这种在群体压力下对信徒作出的鼓动，被证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策略。
最后，我们考察非宗教语境下幻觉和妄想在人群中的自动传播：
【三、“群体癔症”： 大规模幻觉和妄想】
人群暗示往往以集体妄想的形式出现——自发地散播错误，有时，它表现为“群体癔症”。“9.11”之后，美国各地学校有许多孩子染上了一种疾病，即皮肤上出现红疹子，但没有找到任何明显的原因（Talbot，2000）。不像滤过性病毒的传播方式，这种红疹子是通过“目光”传染的。当看到其他人出了红疹子后，自己也开始长红疹子了（他们甚至还没有过接触）。同样，每天的皮肤状况——湿疹、粉刺以及过热的教室所引发的皮肤干燥——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焦虑也令事态严重化了。正如其他的群体癔症那样，谣言四起、令人们过分关注普通的日常不适，而且将这一切归咎于学校。
在中世纪的另一起群体妄想中，欧洲的修道院报告说，那里开始大规模暴发各种模仿行为。在一所大的法国修道院，人们那段时间内都相信，人可以被动物附身，于是一个修女开始像猫一样喵喵叫。最后，“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所有修女都像猫一样叫。”在一所德国修道院里，一个修女开始咬她的同伴，不久后，“这个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都开始互相啃咬。”随后，啃咬的狂潮扩散到其他修道院。（Robert Bartholomew & Erich Goode, 2000）
在1914年的英属南非，报纸曾错误地报道德国飞机将飞临该国上空，为即将到来的战略进攻做准备；而所报道的飞机调遣能力和飞行距离却都超出了1914年时的飞行能力。然而，无数的人把晚上所有模糊的刺激，如星星，都错误地认作敌机。
1947年6月24日，Kenneth Arnold 驾驶他的私人飞机飞向雷尼尔峰，其间他发现空中有九个闪闪发光的物体。由于担心可能是外国飞来的导弹，他赶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这个情况。但发现办公室已经关门，于是他去了地方报社，说自己看见了新月形的物体，它们运动起来“像划过水面的碟子”。报社随后作了报道，于是“飞碟”这个词语就在头版头条上被创造出来。于是，在1947年夏天余下的日子里，这一行为触发了世界范围内看到飞碟的狂潮。
在并没有明显的鼓励和压力的开放环境下，妄想可以如此有效地传播，可见在封闭和煽动性的宗教集会中，相比发疹子和猫附身，“看见听到摸到神”实在不是什么伟大而不可思议的事。
【结语】
信念在生理层面的生化结构和过程，是由古老的进化进程所决定的。进化的观点帮助我们理解信念的这些运作特征：一、“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失调现象，这种现象导致的信念修正则是出于人类保持自我一致性的需要；这种自我一致性对自我正面评价和心理资源的利用至关重要。二、“信念固着”一方面有助于抵御消极情绪并自动回避干扰，另一方面通过效率和偏差共存的方式来节约心理资源并对环境快速作出判断。三、“群体癔症”本质上是一种从众现象，根本上源于人寻求认同接纳，或避免排斥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倾向。
因而，一个人相信某个观念，有时可能是因为证据确凿，有时却是出乎纯粹的心理需要，而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二者的混合。打个比方来说，“信念”的一头是清楚的理智和证据，远远的另一头却是完全的心理需要。只要走得够远，信念可以完全独立于任何事实根据，而单凭强烈的心理需要而存活。这个时候，信徒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就是带着这个寄身于心理需要的错误信念从远远那一头折回来，反过来“证明”这一头的事实就如他们所信。带有这种倾向的人，往往不得不变得封闭、偏执、武断、脆弱而虚伪。而这些正是典型宗教徒的写照。
进化赋予人类这种特殊的心理能力，使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信念来满足各种心理需要，这种调整则常常在无意识中对事实进行扭曲。因而我们的信念，连同其道理，不管有多么强烈、普遍和持久，都不能单独拿来作为事实真实性的担保。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信念可以独立于事实根据，而只依赖心理需求而存在。只有当信念背后有事实证据支持——经得起推敲的证据，而非轶事式的证据时——信念才能被认为可靠。
中世纪的女巫猎杀、二战时的犹太人屠杀、动荡时期的政治迫害，都带有强烈的公众信念的印记。这些有组织的疯狂在它们各自的历史时期成功压倒了一切来自内部的反对，因为这些时期中的当事人尚未启蒙。今天，感谢这个科学逐渐昌明的时代，理性和科学被大多数人接受并尊重。招远悲剧中的凶手们被认为是一群疯子和邪教徒，而非驱除“邪灵”的英雄烈士。然而，在今日中国，同样反智的各种“信仰”，却经常被鼓吹为文明的旗帜和人类的希望。这些信仰兜售者们不知道，自己正在浇灌的，是滋生“全能神”的同一片土壤。“全能神”的骨干多来自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在反智思维方面的训练上为“全能神”作了至关重要的准备工作。
因而，招远事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其背后折射的是中国当代文化对反智观念的嬴弱抵抗力。这些五花八门、貌似无害的观念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信仰”市场，而“全能神”只不过是这个市场最阴暗角落中的另一个摊位。只要这个市场存在并繁荣，“全能神”们总有一天会等到属于它们的顾客。
（作者：戴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