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一些所谓的“反人类人士”宣称，人类急需改良。这些人希望尽快帮助人类获得新的特性（就像我们熟知的、只在某些机器或其他物种上存在的“超能力”），如红外线成像，或者超声波探听等，以使人体技能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加强。
实际上，借助于克隆技术和人工授精的筛选，以及对子代基因进行改良等生物技术，人类已经在“优化繁衍”这条路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按照再生医学理论，延长生命不仅切实可行（如向人体移植动物源性的器官或组织），而且，相关的技术——例如使用更激进的基因敲除技术, 调控细胞的凋亡或其他退行性过程——有着远远超出目前水平的潜力。
另外，大脑的侵入性治疗、植入体移植和药物治疗等手段，不仅能保证医学范畴的治病效果，还能以“神经－心理－增强”的方式，提升人体的功能。而新兴的“量化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全面监测人体活动），则可通过持续、精心地检测人体那些未知的功能，实现对人体的全面控制，最终将人工合成的外在组份应用于人体改良。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新人类”吗？如果需要，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我们又承担了哪些风险？这些疑问，不应该只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里讨论，所有公众都应该参与，并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上千年来，人类很少面临如此难题，改良行为和改良人类的定义是什么？哲学家们也在发问：当今“人类改良”的含义是什么？其中哪些改良是有益的？
自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梦想着提高自己的能力。如今，这个梦想的实现似乎近在咫尺。以生物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新型技术，为改变人体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超级计算机等机器的模拟，这个梦想更加鲜活起来。人类改良的终极目标，也呼应了进化论的要求——使人类更加适应日渐严酷的生存条件。
在古代，改变身体并非人力所能企及。人们能重拾这个不曾磨灭的梦想，还要感谢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借助科学技术，我们能够对自然过程做出规律和可重复的解释。我们可以按照科学规律来制造机械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工具的雏形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出现了。与此同时，人类也利用科学技术，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人体系统的原始功能，并产生了驾驭自然的原初概念，包括提升人体功能，以及对动植物进行物种改良。在1627年出版的《亚特兰蒂斯》里，哲学家培根就曾描述过这样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范例。
【“好” 与“不好”】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西方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开始萌芽，一种新思潮由此诞生：创造一套完美的社会秩序，动用一切社会资源来提高人体的能力。紧随这种“新人类”理想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充斥着变革和强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从现今主流思想的视角出发，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这一构想对人类道德和本能的自然属性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生存条件的改善为代价的。“好” 或 “不好”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而这一点恰恰又被忽视了。
现今，有关改良人类的议题，也面临同样的风险。生物工程师们宣称，依靠纯粹的技术手段就能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判断出好坏的，只有汽车、飞机、手机、个人电脑等具体的产品。通过纯技术手段就能判断“好”与“不好”，这个命题其实已倍受质疑。这不仅仅是美学概念上的区别——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天然优势，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提高手中工具的性能。对某一些群体——比如老年人——来说，要求工具的这些高性能恰恰是多余的（或者说是一种苛求）。我们尚不清楚，诸如此类的“好” 和 “不好”是否可以由政府或者市场来评判。并且，市场的导向手段绝不像选举一样，是完全合理与民主的。
由此产生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一个优良的人类到底是什么样子？从哪些条件来判断“他”是否值得我们拥有？
【治疗与改良的界限】
或许，人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好”的概念: 当人们遭受疾病的折磨时，会产生远离疾病的愿望。人们不仅要依靠自身的承受力来忍受病痛，也要依靠先进的技术来战胜病痛，这是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那些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能够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治疗疾病，将人们从劳苦和病痛中解放出来，这些毫无疑问是“好东西”，这在伦理学方面也是肯定的，例如所有针对人体的人工矫正品——从眼镜、助听器和帮助行走的工具，到植入体和移植器官，都是“好东西”。
如果在装备了上述制品后，一个人在技术层面变成另一个人，这是更好的事情吗？只要想到在上个世纪早期，60岁的人就驼背、耳聋、牙齿掉光，这个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有诸如此类的治疗手段，就是为了减轻个体的病痛，但绝不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个体。当然，医学治疗还能够延长人类的生命，这也实现了古人的梦想。而今，诸如干细胞疗法的治疗方案，就被认为是人类未来的“不老之泉”。
治疗疾病和增强人体功能，都是为了改善我们的身体，这两种目的之间是否存在一个界限，医学伦理学界尚在激烈的争论之中。然而，即便这个界限是模糊的，对二者进行鉴别仍然具有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出区分呢？这与我们的目的有关：我们是单纯追求人体能力的提高，还是意在去除已确诊的病痛，或者是既要消除身体疾患，又要追求身心完美？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权衡利弊，而后作出某个愿望优先或者将利益最大化的决定。由于我们愿望的复杂多变性，“人体改良”还无法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规范。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些几乎所有人都怀有的愿望——比如延年益寿，对于一个经过生物改造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那些为老年人的生活带来真正改善的“好东西”，也是值得拥有的。但是，如果人的寿命真的可以延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关的技术和做法吗？
在对这些问题作出评价前，首先应弄清以下问题:对于延长寿命，所有人都能平等获得这样的机会吗？这与自身经济状况等社会属性无关吗？如果不是，那么“人人平等”这个命题，会被多大程度地削弱？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要增大多少？大量高龄化人群，将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土地和未来的高科技能够从容应对吗？这会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风貌被侵蚀、农作物产量下降？在人类世代更替的过程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
为了实现改良人类的目的，同时在地球有限的生存空间中，适度、可持续地长期利用资源，那么人类首先必须要控制生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星球上年轻、富有创造力的人群势必会减少。这样的“社会进步”值得我们拥有吗？
在这里我既不能，也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在生物工程师们开展“新人类项目”之前，整个社会对于“好东西”的概念,以及“改良人类”的进一步目标，应当展开一场讨论，同时还要考虑到所有不同的观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要参与讨论。
但凡讨论不出来一个确切的结果，我觉得，人们就应该暂时放弃急躁激进的“新人类”培育方式。借助于医学治疗和良好的卫生、营养、空气等生存条件，我们应该谨慎地对人体进行改良——让我们有一个共同思考的空间，避免那些无法挽回的错误决定。
（作者：路德维希·西佩/Ludwig Siep；翻译：姜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