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在天为龙，在地为马，故有龙马精神一词。因《西游记》的影响，驮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白龙马，无疑是普通中国人印象中最有名的马匹之一。
由于《西游记》所写的妖怪神仙都属虚构，所以一般人很少注意其有无现实的原型或缘起。但白龙马的原型和缘起可以旁证，并不只是纯文学想象的产物。
被后世称为唐僧的玄奘法师，回国后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书从高昌国（今吐鲁番）开始记述。但唐僧当年进入高昌国，需要经过伊吾（即现在以甜瓜著名的哈密），那里是越过天山北边千里戈壁后的农业地区。
初唐西部最遥远的边防重镇是玉门关，与汉代关城大约地理相同，都在疏勒河左近。出玉门关到星星峡，唐代设有五座烽燧，作为边防外围警戒和候望的据点。据点往往设立在有溪流水源或水井的地方，因此也是西行商队和旅行家皆知的中途歇脚之处。走过最后一座烽燧、出星星峡后，沿天山北麓，越过千里戈壁，然后才能到达哈密。
总之，唐僧没有记述途中最麻烦的一段行程。
概述这些地理的概况并非无意义，因为取经并非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唐僧怀揣大唐皇帝御赐的袈裟、度牒，奉旨游学，到了各地还有接待。实际上，唐初因为国家新立，西北面临突厥等外族的威胁，故采取了避免生事的闭关自守政策，严禁人民私自出关。
不仅如此，唐僧当时也无多少政治资源可利用，只好擅自偷渡出关。也正因此，后来虽受到皇帝褒扬和优待，《大唐西域记》也只能定位为地理学著作。作为在大唐传播正能量的超级公共人物，他毕竟要注意社会影响和舆论导向，没法提玉门关到哈密这一段最惊心动魄的偷渡旅程。
但师徒们译事和课余总难免说起西行取经的往事。唐僧的弟子慧立，便曾撰写五卷本的散文体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唐三藏取经、游学印度、归国译经、弘法等事迹，后来散佚。再后来，唐僧另一位弟子彦悰不辞辛劳，将佚文补齐，并补写签注五卷。
现代历史学家考证，这部书实际是出于唐僧口述，慧立笔录而成。1930年前后，于新疆发现了此书回鹘文版本，经季羡林等学者比对汉文版本，断定该书与历史传承目录一致，是真实的史料。唐僧取经使用白龙马的事迹就是依据此书的有关记载。
唐僧自长安往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沿途讲经说法，尤其是他在凉州（甘肃武威）时四处宣言要私自出关，西去求经。因此，他后来的失踪引起了各关防长官失职的担忧。
于是，凉州的通缉文书迅速传到包括前沿五烽燧在内的各处。唐僧在到达玉门关内最后一站瓜州时，文书已传到，所幸当地刺史笃信佛法无视文书，且他的直接帮助下，唐僧找到了一位往来瓜州和高昌之间数十次的年老胡商。
胡商向他推荐了一位年轻的胡人作向导，大约就是小说中被老虎吃掉的那位随从的原型。最关键的是胡商以“老马识途”为由说服了唐僧，用自己的羸瘦老马换掉了唐僧新买的幼马。这件事情后来意义重大。
年轻的胡人帮助唐僧避开玉门关关城后，不愿意再随他通过五座烽燧，很快就掉头回家了。这与孙悟空师徒闹情绪回花果山的情节是隐约相应的。
所幸第一座烽燧的校尉王祥又是一位崇佛之人。在12-15世纪回教最终覆盖这一地区之前，佛教在从中亚到我国西部的地区有普遍的影响，而戍守的士兵不少是本地人，甚至出身非中原民族，因而他们自幼受习俗的塑造，养成敬僧礼佛的习惯。因此，总是碰到崇佛的地方一把手并不奇怪。
唐僧休息一宿之后，王祥又为唐僧准备了干粮和饮水，亲自送出十里，并指给他一条可以直达第四燧的捷径。王祥告诉唐僧，第四燧的校尉王伯陇是其至亲，也笃信佛法。
成功到达第四燧之后，王伯陇校尉建议唐僧绕过很难通融的第五烽燧，避开星星峡，直接进入戈壁。往前百十里地，到一个叫野马泉的地方可以取水，之后到达伊吾。
这个建议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西游记》取经情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各路妖魔沿途追杀唐僧，
虽然唐僧之前已有中原僧人试图西去求法，但都不成功，其中还有人身死异域。沙漠上天地空阔，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又经常昼伏夜行，因此，可以想象唐僧作为一个第一次行走大沙漠的人，对天地风物的观感必定是何等震撼。
除了似幻似真的沙砾扑面，夜晚的磷火点点，唐僧还曾看见沙漠上的数百官军骑马冲杀而来，而到跟前却忽然而灭。
唐僧被这种海市蜃楼所惊恐，而沿途不时有倒毙的马匹、骆驼，其他动物，甚至人类白骨，这些都令他心中恐惧，这也是《西游记》所描绘的各种妖雾怪物的最初原型。
《西游记》有对沙悟净老窝的描写——流沙河水汹涌澎湃，这是吴承恩的扭曲。流沙河并不是真的河流，而是戈壁大沙漠的别名。慧立记载说，大戈壁那时正式的名称为莫贺延碛，也就是今天安西到哈密，河西走廊西端连接新疆东部的噶顺沙漠，古称沙河。
真实的取经既无孙悟空，也无猪悟能陪伴，其实是独自一个人牵着马，念着佛号和经文，踏进了这一致命的沙漠。
历史文献里旅行者经过戈壁时，并无明显道路标志，他们只是沿着风沙中陆续的牲畜或人类残骸指引，作为路径，可见枯骨是这一旅途中很骇人和醒目的标志，这解释了沙僧胸前所佩的人颅骨念珠。
为了绕开第五座烽燧，结果唐僧在大漠的风沙中迷路了。他压根找不到野马泉何在。更倒霉的是，他想下马饮水休息时不慎打翻了马背上王伯陇为他准备的装水皮囊。
据他向慧立的叙述，他曾不禁调头向东，想返回第四烽燧处。他走了十余里的时候，越发感受当初的誓愿，于是意志又坚定起来，冒着暴雨一般的风沙，又坚定地朝西北走去。
他就这样在饥渴和风沙中走了四夜五天。第五天的后夜半，忽有凉风拂面，在沙丘上休息的唐僧与老马惊起，振作起来向西北行去。突然，老马停下脚步，再不肯服从唐僧的牵引，径自朝风沙中另外的方向跑去。唐僧只好跟随。十来里路程后，沙碛没有了，出现在眼前的是绿洲。
在最后时刻，识途的老马帮助唐僧走出了戈壁。
从唐僧的沙漠历险经历看，《西游记》所写的白龙马救主的确有所依据。不过慧立的记载，并未涉及唐僧从老年胡商处换来的救命老马是何毛色。
白马和白蛇一样，实为种群中的异类。变异的基因使得黑色素细胞无法产生黑色素。如此缺陷，不仅使它们难以抵御烈日曝晒，又会因为毛色显眼，易被猎食者发现，故相当不利于这种变异基因的繁衍壮大，同时决定白色性状的是隐性基因，这又导致了其交配对象的局限，后代也难以保持品种纯正，所以唐僧的坐骑几乎不可能是白色的。
然而，正是白马具有数量稀少、难以生存的珍贵属性，使白色的美学特点和王权、贵族联系到了一起。
这种联系超越了地域和时代。在西方历史和传说中，亚瑟王、“征服者威廉”等诸多君王的坐骑均为白马。匈奴等西域游牧民族的王者和贵族都是骑白马的。游牧民族有杀白马祭天的宗教实践，认为白马是无所不覆的浩荡苍天所喜爱的珍贵祭品。《史记》载汉高祖时期有所谓“白马之盟”，可见当时中原社会对这一习俗及其含义也是认同的。
此外，白马还带有宗教性。在希腊神话中，白马拉着太阳神的战车；而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乘着白马前往圣地麦加。在汉传佛教中，除白龙马的故事外，还有东汉时期第一座寺庙白马寺。
在唐汉之际，中原社会对于来自西域的良种宝马是无比崇拜的，因此，正史本身有西域国家向中原王朝贡献“龙马”的记载（如高昌国向北魏朝廷就曾贡献龙马）。考虑到龙蛇图腾主要是源自中国南方的文化传统，故容易推测，龙马的名称多半不是西域本地人对马种的称呼，而是中原人对所获得宝马的命名，然后习用开来。
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吴承恩会将唐僧的坐骑描绘为一匹毛色纯白的良种好马，并命名为白龙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