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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栗子:调查得到的“民意”靠谱吗?

日报 举个栗子 2年前 (2017-11-16) 248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举个栗子:调查得到的“民意”靠谱吗?

现在流传的很多“民意”数据,往往不能反映老百姓真实的想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调查本身“不靠谱”。

【“水军”乐园——网页调查】

民意调查发展的势头不错,但与此同时,一种不太正规的调查发展得很快,那就是网页调查。在网页上弄几个问题,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跑来填一通就完事了。而且很多很正式的议题都用这种方式来做。

网页调查其实是没有代表性的,不能做为可靠数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搞了不少网页调查,但在页面下方专门有提醒:“本调查非科学调查,仅供参考。”

然而,目前网页调查在中国媒体上非常流行,原因是成本低、且能紧密配合热点。比如某些门户网站上有无数网页调查,以至于对我们形成了一定挑战。

我们曾经帮某市政府调查机动车限行,对该市私家车司机进行调查,结果 83%的人接受这个安排,私家车主也把这个看作自己为城市环保做出的贡献。而某门户网站发表了一个调查结果,竟有 79%的人反对。第二天报纸就批评我们做假,说我们拍政府马屁。

后来该市交通委觉得很难办,请我们去解释。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分析门户网站的访问对象。第一,89%的网上答题者不生活在该市;第二,答题者中只有 21%有私家车,反对的人绝大部分没有私家车;第三,“有车族”的支持率超过“无车族”的支持率。所以那次我们开完技术性的发布会后,媒体的质疑声就消失了。

科学调查有几个重要特点:可回溯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可解释性。如果别人问你的结果怎么弄出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得到的就是这个高那个低,那肯定就是游戏了。网页调查就缺乏科学调查的这些特点。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所谓民调,实际上就是网页调查。网页调查本来它就是错的。而且网上的调查是可控的,即使一个 IP 只允许做一次调查,我也可以动员一大批水军。这样的话,谁发动人多,谁就胜了。这样做用来造势可以,但不能作为科学调查来用。

【媒体上认真你就输了】

近期,央视的街访“你幸福吗”“你爱国吗”等等也很红火。但媒体上做的调查,千万不要当作科学性调查。

第一是问法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处在镜头之下的受众被访问时不是常规心情。我们做调查,也有电视台要来拍摄这个调查是怎么做的。被拍摄的人最终都是被我们踢出样本的,不放在统计范围内的。一个在电视机下面说话的人,会选择性回答,所以不是一个常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体用调查的方式呈现的,基本上就是娱乐性的,别把它当真。“姓啥?姓刘。姓啥?姓袁。不姓福。”听一听,笑一笑就完了,也别老说这个不科学,本来就不是。

媒体上没有“科学”。媒体有可能会公布一个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是说实话,科学结果通过媒体公布是没有收视率的。通常他们公布一串数据什么的,老百姓看到三个以上数据就换台了。换言之,媒体上做出来的是不科学的,而媒体上公布的科学信息,没人看。最后的结果是,科学很少通过媒体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与媒体的合作还是蛮多的,近期还发布了和新华社合作的各个省市形象的研究。但是媒体上多为热点问题,尤其和两会等重大政治事件结合的问题。还有些媒体拿着调查报告,自己搞活动,让大家来开会赞助,当成盈利模式。有时候他们嫌烦就自己搞一个,有时候他们有点钱就找我们,因为找我们就比较贵,自己干的话,随便干干就无所谓了。三次里面会找我们一次,还有两次自己干了。

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媒体在这方面没有预算概念,每次跟我们谈都说“资源交换”,可我们基本上不做广告。但是没办法,有些媒体还比较有影响。现在我们和新媒体合作比较多。

【差问题让人“伤不起”】

我之前在讲“小姐”调查等案例时就提过,很多人对调查要研究的问题知之甚少,或平时没有仔细想过,有时候调查对象都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些什么。

比如提问说:“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怎么看?”某些人就会回答“不咋地”。为啥?“只要政府干的都不咋地。”这实际上是个成见。而问题问得很泛,回答就会很虚,无助于暴露成见下的思想内容。

一般人平时哪有功夫考虑对市政府怎么看的呢?他很可能是最近,比如被某个交警欺负了一下,对一个具体事件有不满,但在差问题的引导下,变成对市政府的不满。而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们调查最近某事件时,受访者很可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跟你说说这事是咋回事儿。实际上这个工作要做得很细的。它是要针对特定事件,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获得人们特定的意见,不是靠一个宽泛的问题就能挖掘出来的。

还有一些差别很有意思,也是差问题无能为力的。比如说对交警的看法。我们发现所有被处罚过的人对交警看法都不好,不管处罚得对还是不对。我们做过实验,对交警的看法和什么有关呢?和交警是不是放你一马有关。交警放你一马了,你就说交警真好。交警对你严格执法了,你就说不好。在抽象的意义上,你问他,一个交警怎么样最好?严格执法最好!到你头上之后呢?放你一马最好!个人的感受和一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于一个专业的机构来说,话题第一要做得专业,第二要做得通俗。大部分的老师,包括教这些调查研究的老师,他们干这个活干得不专业。有些调查非常业余,研究者不知道一些基本概念,也从来没用精确控制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

【最大的威胁——作弊】

实际上最影响调查质量的是故意作弊,雇佣水军是一种,但在线下调查中,也有作弊的压力。比如局长打过电话了,市长打过电话了,要求你必须改数字。或者某物要涨价,你只要做调查、做听证,大部分老百姓是反对的。哪有我们一听证,老百姓都支持的?一看就是当“托”的嘛,那种“被操纵”的感受很恶劣。

当然,有些真不是托,只是选择性披露的问题。就是只披露和政府立场一致的,其他的都留在内部。所以每次公布民意,给人的感觉就是,老百姓一直都给“yes”嘛。其实可能做了 100 份调查,只有十几份跟政府立场比较一致,从中再选五六份披露;而百分之八九十意见不一致的,基本上从来不披露。给老百姓的感觉就是,你们做调查全是给政府拍马屁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完全拿不到真实数据。毛主席在湖南农村用传统方法调查体验,写了一个报告,结果不管是拥护毛、反对毛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对中国农民问题了解最透的,否则不会有 1949 年的胜利。

但在你没有权力的时候,做调查是好的。有权力的时候,调查是假的。毛主席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干这个是可以的。可后来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发现,要搞到真实信息太难了。所以他没办法,派自己的秘书下去调查。按理说自己可以用的人多了很多,但却发现农民报告都搞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一定要“第三人化”。

这一点呢,我觉得美国的制度有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196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取消了美国政府所有的政策研究机构。所以美国是没有政府办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兰德公司,都是在那一年被私有化的。

劳动部当时政策研究机构最多,所以被私有化的也最多。像现在美国的第三大调查公司,就是以前劳动部的,私有化的时候它直接变成了员工持有的公司。其中有一个机构,最后没人要,就送给了芝加哥大学,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经济调查中心,它在学术调查机构里算排名第一的。

为什么美国国会要出这个规定呢?国会当时的法案指出,政府自己的政策研究,第一是本位主义的,第二都是自圆其说的,第三都是帮那个部门骗国会预算的,第四就是帮政府部门骗国会相信钱花得很好的,以及第五继续骗国会花更多钱的。

取消政策研究机构后,美国的政府部门可以申请政策研究的预算,但一定要公开招标,而且要多个机构来做。实际上,美国智库市场的形成和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它等于是强制生成了一个市场。比如你们春秋研究院可以来做研究,而且还不是你们一个研究,政府部门可以雇佣三个机构研究同一个议题。各公司汇报后,政府部门再参考所有的结果制定政策。

但那个钱必须要让第三方去用,不能自己用,不能自己对自己下判断。我觉得中国政府、事业单位下面研究机构还是太多了,说是要加强科学研究,结果还是自己研究自己。

不过,美国的很多民调公司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即使在选举如此多的美国,公司光靠民意调查也是养不活自己的。像着名的盖洛普(Gallup),在其全盛时期只有 5%的业务做民意调查,而 95%的业务是市场调查。今天盖洛普已经不是一家重要的民调公司,1985 年老盖洛普去世,他的儿子对民调公司没什么兴趣,就把他的股份都卖掉了。之后盖洛普转型为一家人力资源咨询(HR Consulting)公司,全球 85%的业务都来自于相关咨询。

美国目前最重要的民意调查公司是皮尤。皮尤的建立过程很特殊,一位美国富商在他去世后把财产的一部分,约 6000 万美元,捐赠建立了一个公共基金会。皮尤公司不接受任何人的资助和委托,只从这个基金会拿钱,做独立民调。所以,皮尤实际上是美国第一家独立民调公司。以前的公司都是要收完钱再做的。

美国传统的三大民调公司是 Gallup、Harris、Roper。新的三大民调公司是皮尤(Pew)、佐格比(Zogby)和益普索(Ipsos)。佐格比的创建人佐格比博士偏向于民主党立场,他本人来自于黎巴嫩,他的委托人大部分来自偏向民主党的人士。益普索其实是法国公司,但在美国有很多业务,在全世界的民调中也是最活跃的。

【警惕操纵民调】

如果民调在将来的政策制定上扮演更多角色,我觉得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的社会、媒体、企业或者利益集团更多地分裂。

目前,这种操纵民调结果的动机还是很强烈的。不同的报纸在选题和结果的期待上有区别,在华人社会里这种现象还比较多。

任何东西都可以工具化,但即使有工具化的现象,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所有的工具中,我们还是相对中立的。我们从不改数据,如果你一定要改,那我就不做。我们在这一点上,20 多年屹立不倒。

有些政府领导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我要作弊就不找你,我要造假还找你吗?自己做一个更方便。你还有几根骨头。

我有一次碰到最麻烦的事,某区税务局排名倒数第三,我平时要跟税管员吃个饭都难,结果局长给我打电话:“袁岳同志,我们明晚吃个饭。”这么热情我就知道跟这事儿有关。然后我就装糊涂,跟同事说,今天晚上赶紧把所有的数据报给区长。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说晚了吧,我昨晚给区长看完了,明年我注意。”后来我都让同事尽量第一时间发掉。

很多事情不是研究本身,在江湖上活着,又要坚持原则,又要和大家相处,要有点小小的生存技巧。

(作者:袁岳,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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